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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北京逐渐公开放弃毛泽东时代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雄心,就不是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情了。从前,中国依靠充足的劳动力,自行供给了所需食物的95%。今天,人们的目标是要通过本国的生产满足其需要的90%。事实上,在世界食品经济中,中国的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它选择了融入国际经济,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做交易——买进自己不出产的物品;卖出本国的“特产”。李先生与法国总统拥抱时表现得温文尔雅、笑容可掬,可还是难以掩饰内心的感动。这位中国工业家曾获得过不少荣誉,例如1995年在中国获得的“全国青年企业家”称号,2000年的“劳动模范”,2004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亚洲“年度实业家”,等。他的经历可谓丰富多彩。今天,李拥有“他的”公司6%的资本。这家企业在深圳上市后,惠州市政府拥有其股权的25%,其余股权为其外国合作伙伴和广大股民所持有。他也已经淡忘了改革开放之前自己所遭遇过的种种磨难。2002年11月,他成为中共16大的代表,曾经备受世人瞩目。资本家和共产主义者集于一身?李东生露出微笑。无论如何,他总是很新潮。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没有大企业家,没有企业巨头。可他们错了。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人们会发现很多的“李东生”。今天,法国纺织和制衣业的工业家们的日子很不好过,就像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或《现代启示录》中那样,他们需要自问,是苟延残喘还是但求速死?从2005年1月1日起,有30多年历史的世界成衣交易游戏规则——关于衬衣、T恤和斜纹布裤子贸易的《1974年多重纤维协议》被取消。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保护法国的北方纺织厂、浮日内衣厂和里昂丝绸厂免受穷国的竞争了,中国的纺织业和制衣业将呼啸而来。但是,即便是中国目前的发展,也已令美国出现了不稳定。中国使美国的消费者成了国王,同时削弱了美国的生产商。中国使美国背上了无止境的、螺旋上升的债务,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形成了新的依赖。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抓住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自然缺陷,吊起了它对外国产品和资本的胃口。通过把狼弄得消化不良,羔羊似乎找到了不必冒过大风险的与狼共舞之道。当然,它也不能把狼弄得太虚弱了,否则羔羊自己也不好受。两位要保持舞步的一致殊为不易。这是一门颇难掌握的技艺,随时可能错步,甚至跌倒,毁掉他们之间的融洽。

对一些人来说,中国的确是个大市场。哈兰·桑德士上校就曾梦想能够在天安门广场开设第一家肯德基快餐店,那也许还是在1989年的风波之前。但很快,肯德基的奠基人就已经成为在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形象。这家企业已在全中国开设了一千多家快餐店,钱可没少赚。另一家快餐店巨擘麦当劳则来得稍晚,但也在中国有了密集的快餐网,包罗了560家店。他们希望不久也达到1,000家。1,000家,这同样是其他许多人的梦想!必胜客已经有110家餐厅,星巴克达到了第70家。中国对外国产品的胃口使所有这些美国企业垂涎欲滴。但是,中国既是一个市场,更是美国企业的生产车间。中国与这些企业组织形成了一体化,对美国来说,这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工业上的相互依赖,同时也是货币和金融上的依赖。总体来说,亚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欧美老工业国家繁荣的障碍。相反,法国最辉煌的增长时期(1945~1973年之间的“光荣的30年”)恰恰也是日本经济开始起飞的时期(50和60年代);90年代,法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此时的日本也陷入困境。然而,亚洲的工业化还是迫使包括法国在内的老牌富国进行了深刻的重组。实际上,“雁行模式”的发展并不是亚洲独有的,它是近两个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最先进的国家会逐步放弃自己原有的老行业,转交给新的后来者,而后者在发达以后又会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东西再传给更年轻的成员。这时,中国来到了基础产品市场,大力购买原材料、能源和农产品。中国的到来揭开了上述美景的面纱,它告诉我们,经济生活还不是纯粹虚拟的,它永远也不会变成那样。脑袋还永远需要手臂,我们社会的生产活动仍然广泛依赖于那些实实在在的原材料:人们必须到深深的矿井中挖掘煤炭,打井开采石油,耕种小麦。今天,从巴黎向柏林,或从纽约向上海传送声音或图像,已不再需要导线,可是运输锌、钢与大豆却仍然需要港口、公路和铁路。面对中国龙的威胁,墨西哥狐狸的恐慌也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共同的心态。中国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天然租金——其巨大的“后备军”,廉价的、低素质的劳动力,将影响扩大到世界其他工业部门。20世纪80年代,中国突然出现在人们所说的“传统”产业中(纺织、制衣、制革、玩具等)。90年代初以来,它的活动舞台明显扩大了,进入了更加“时髦“的产业(电器、电子、电信、信息等)。其结果是,中国这座“世界加工车间”每年生产了全球70%的玩具,60%的自行车,50%的计算机和照相机,35%的移动电话,30%的电视机和空调,25%的洗衣机,这还没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固然非常关注世界生产的这种大规模转移,但他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再分配,首先会损害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利益。

历史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福特、罗斯福,或英雄的工会主义者。正是由于大众消费的扩大、福利国家和自由工会的出现,才使得最年轻的国家有可能赶上最老牌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逐渐趋同。中国无疑也将走上这条道路,但它还差得太远。考虑到它那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和其他社会条件的制约,与当年的日本、新加坡或韩国相比,它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工资和成本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总之,中国已成为“假货帝国”,它可能是世界70%~80%的假货的原产地。某些从事“打假”的国际组织估计,中国从事制假业的人数在300万到500万之间,至少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中国造的假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当地市场了,与中国制造的其他产品一起,它们大量出口,已经泛滥于巴黎、东京或纽约,损害了那些真品生产者的利益。如果说全球贸易额在十年里增长了50%,那么各种“假货”的贸易额则增长了400%,北京对这方面起飞的贡献也很大。今天,假货已占全球货物年交易额的10%。手机app赌钱网站由于工资成本出奇的低,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将看到毛泽东的中国肯定会成为所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者,这些产业对人的资质要求甚少,乃至一无所求,靠的就是人(实际上主要是女人)的双手和双臂。除了香菌、花岗岩和苹果之外,“中国制造”亦搅乱了世界上大部分传统产业的地理分布。在那边新创造的就业,也就是在我们这些发达国家被淘汰的行业的工作。纺织、制衣、制鞋、玩具、家具、建筑、造船、家用电器、五金或小电器,这些行业的重心已经严重外移。中央帝国转而在这些行业里占据了中心位置,有时甚至是统治地位。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能阻止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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